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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鹅绒革命的背后

　　这种话语革命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方面的背景，也可以说是所谓现代性方面的原因。匈 牙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建立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 表现是经济发展，人民富裕，文教发达。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达，使匈牙利的知识 份子在社会成员中的比例很高。80年代的一些统计表明：匈牙利青年人中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大 约排在前五位以内。又如医生在人口中的比例匈牙利是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社会结构使匈牙利人的理性思维十分发达，社 会舆论力量强大，没有舆论的赞同与支持，政府很难办成什么事。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的控制力量的“国家机器”即强 制性的政权机关──军队与警察等，对社会影响则大大的降低了。这种现象不仅在东欧、苏联的社会巨变中可以看到，在 二十世纪末的一些社会变革，如印度尼西亚导致苏哈托政权倒台的革命中也有某种程度的体现。

　　匈牙利那一代共产党人，或者说卡达尔所遭遇的悲剧在于：当社会舆论的作用在上升的历史时期，他们却越来越失去 了对社会舆论的主导权。当年匈牙利的“党和政府” 或者说是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卡达尔的执政逻辑是非常简单的：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赶超西方，体现社会主义 的优越性。他们认为，只要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然而历史却比他们的逻辑复杂的多。

　　要说“天鹅绒革命”一点都没有经济原因也不是。确切地说：1989年的事既怪经济，又不能都怪经济。关键还是执政党 的逻辑出了问题。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利，从全世界集中资源，转移利润，使经济持续发展，建成了所谓“富裕 社会”。而苏联、东欧集团主要还是凭借自己的资源与自我的积累进行发展。所以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西方进行经 济竞赛却还是勉为其难。其实，现在看得很清楚：这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纯粹“制度竞赛”的问题。历史总是具体的，制度并 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原因。硬要与西方比“富”，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方面只好拚积累、拼消耗；另一方面 则是寅吃卯粮，借钱发展。我认为：当年东欧政权瓦解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经济没有搞上去，还不如说是盲目发展经济 ，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造成的。真可谓“而今乐事他年泪”。1989年人口近一千万的匈牙利欠西方国家的外债高 达200亿美元，人均近2000美元，波兰欠西方国家400多亿美元，人均比例与匈牙利差不多。

　　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 西方国家。一时赶上去了，也难以持久、难以为继。东、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制度竞赛，资本主义是 一个整体的概念，而不等于就是美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是 不现实的，也是不正确的。可惜当年东欧的共产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按照匈牙利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实际上是把政权与制度的合理性建筑在了对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承诺 上。但经济发展不会总是一帆风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不是永无止境的。80年代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系列的变化使 得东欧诸国经济遇到了困难，于是似乎一切合理性都消失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匈牙利经济发展速度减慢，遇到了困难 ，匈牙利共产党人首先对自己就产生怀疑，当然他们也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响。而人民在党的教育下，也习惯地认为社 会主义就是过好日子，而且过是比西方还好的日子。匈牙利老百姓当年有个误区，其实他们的普遍达到的生活水平已经不 错了，但他们却觉得比起西方来穷酸得很，很自卑。我爱人当年在匈牙利时的房东──一位退休的小学教师。当年她的生 活很不错，郊区有别墅，城里有出租的公寓。她本人曾到过欧、亚、美20多个国家旅游。她到西方国家旅行时总觉得自惭 形秽，看着巴黎、纽约、华盛顿的高级商厦的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总觉得自己口袋里钱少，心理很不平衡，颇多抱怨。

　　现在，匈牙利人也许清醒多了。8年后，我爱人再见到当年的房东，她终于知道什么是穷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老 太太咬牙切齿地说：“私有化把大家都抢了”。可当年大家并不这样想，当年匈牙利人民在社会心理上陷入了相当荒谬的逻 辑矛盾：那是一个金字塔的底座与塔尖的奇怪比较。“一个宣布并在事实上确实比较均等的社会中的普通百姓，却要与在全 球分化中产生的西方国家中，再经社会分化产生的富有阶级比富。”比不过，那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卡达尔在1989年政局不稳时病重，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抗议浪潮百思不解，他一生清廉、兢兢业业、勤奋工作，195 6年他上台收拾乱局，团结人民，把国家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结果到头来居然大家要和过去告别，使他痛不欲生。

　　人们一般认为：89年的东欧的变局中，罗马尼亚属于另一种类型。罗马尼亚是与匈牙利有区别，但又相类似。总的历 史与社会背景是差不多的。罗马尼亚在70年代的路数与劲头与匈牙利、波兰等国差不多。只是80年代初发生问题时，齐奥 塞斯库察觉到路线有问题，行不通。齐奥塞斯库与波兰、匈牙利领导人不一样，他带领罗马尼亚与苏联了闹了一些独立性 ，个人威望高。他相信自己有本钱可以转变路线，结果来了个急刹车、急转弯。70年代罗马尼亚头脑发热提出过要把自己 建成东欧的日本一类计划，借了许多外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时齐奥塞斯库狠还外债，提出1989年10月１日以前 还完最后一块美元。结果罗马尼亚搞起了“两个凡是”──凡是外国人吃的，罗马尼亚人就不吃；凡是外国人要的，罗马尼 亚人就不用。全民疯狂还债，简直是可歌可泣。一番硬干之下，罗马尼亚居然提前一个月还完了西方人的债。齐奥塞斯库 高高兴兴地去找第三世界的朋友──伊朗，为未来的新发展寻求能源支持。而罗马尼亚老百姓则再也忍耐不下去，国防军 造起反来，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关键的时候竟然冒失地离开了忠于他们的特务部队的保护，想跑到当年搞过地下工作的工厂 里隐蔽起来，然而“星星已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了，他们一到那儿，工人就打电话，把他们举报了。据说 ，逃往工厂的路上，看着沿途的城市建筑，齐奥塞斯库反复念叨：过去这儿什么都没有，是我们带来了这一切。穷途末路 ，英雄气短。齐奥塞斯库与卡达尔一样，最后也无法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

　　如果说当年东欧的共产党“一手硬，一手软”，可一点也不冤枉他们。东欧国家在发展经济方面应当说是尽其可能了， 在改善人民生活上面卡达尔们相当努力了。但在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他们是失败者。意识形态本是共产党的“强项”，但普 遍信奉的经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把东欧共产党人的搞傻了，搞僵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少了辩证法，添了形而 上学。

　　在政治方面，东欧共产党掌权几十年始终没有学会如何在民主条件的下执政，始终没有找到通过真正意义的选举获得 政治合法性的方法。在原苏联体制下，“民主”与“专政”始终是对立的。许多问题、矛盾本来是因为不民主或民主不够，但 却要靠加强“专政”的方式来解决。结果越强化控制，民主就越少；民主越少，政权基础就越小，问题就越积越多。在和平 时期没有民主政治环境的锤炼，东欧共产党人变得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专政搞到了头，问题还是没解决，于是又需要放 松，结果问题、矛盾又一起跑出来，掉进了“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人不是吃饱了，就没事儿了的动物。有人说：“老百姓只要过好日子，至于什么‘主义’无所谓”，可事实并非如此。况且 ，什么叫好日子？如何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均衡的发展，保障分配的大致合理、公平。这些问题当年基本不在执政党的 视野之内，他们就知道用更多的东西把大家的嘴堵上──老百姓只管吃、穿，过好日子就是了，其他一律免开尊口。结果 大家还是不买帐，最后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搞民主，容许大家说话，容许政治参与。可到这时候一切就都被动了，末日即 将来临。当年波兰迫不得已搞民主──进行参议院选举，参议院议席居然也要模仿美国的100席，想象力贫乏到如此地步 ！更可悲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事先竟然认为自己至少可以获得50左右的席位，再加上追随它的几个小党，可获70几席，在 参议院中占绝对多数。选举结果是反对派团结工会得了99席，还有一席为一个无党派人士所得。1989年东欧政治开放后 ，举行的第一次竞选性的选举而非以往那种仅仅是投票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人民对以往社会不民主的一次抗议。 当年许多人去投票站，并不是要去选上谁，而就是要把共产党拉下马。

　　历史常常嘲弄人。当年共产党人的惆怅与失落，已经轮回到了今朝风流──西化派知识分子的头上。从我接触到的匈 牙利知识分子身上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困惑与彷徨。他们在政治上早已没了当年的热情。与他们交谈，每每可以 感觉到其谈吐中观点上的矛盾和混乱。我认识的一位有名望的资深教授，1989年时我就与他有过接触，当时他的热情很高 、倾向也很鲜明。而十年后他却对我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后悔。投票也总是投错，有时选票一投下去就开始后悔了。

　　在匈牙利，只要谈起时事，几乎无人不发牢骚，但你却搞不清他们到底是在埋怨谁。匈牙利知识分子如今何其迷茫， 当年何其清楚。当年知识分子的逻辑也是简单而又明确──社会主义有问题，诸如：没效率，不民主，总之是妨碍了大家 。而社会主义的全部问题恰恰又是西方资本主义解决了的。于是结论自然就很清楚了：走西方人的路，师法西方，重构 乾坤。

　　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确实有许多问题，而且其中有不少是大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为当年广泛的否定社会主义的社会 思潮提供了道义理由与合理性。但对过去的否定却不能解决今天的重构中的问题。从观念上、法律制度上，否定社会主义 容易，但要解决社会主义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了，甚至是南辕北辙。这十年来的资本主义实践制造的问题比过 去社会主义时期的问题多的多也大得多。匈牙利人是个很认真、很真诚的民族，对于今天这样的事实与结果，多数知识分 子并不想否认。

　　现在许多匈牙利人讲，过去说我们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人，现在的变化就是连这个名义也没有了。过去匈牙利人不满 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却被置于北约的控制之下。只要天气晴朗，北约的战斗飞机进行飞行训练，在布达佩斯的上 空战机拉出道道白烟，似乎时时在提醒人们北约的存在。提到此事，一位老教授激愤地说：“我们还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主权 ？我们已经没有领空了！”我真为裴多菲的后代，历来视自由为生命的匈牙利人民悲哀。

　　当年大家把匈牙利、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今天的窘况与此有很大关系。从匈牙利知识分子的窘迫，联想到国内一些 被称之为或自诩为“自由派”的朋友们。坦率地说，我觉得我似乎从今天匈牙利一些朋友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明天。我并不 怀疑其中一些人的真诚，但我想说：看到问题是一回事，而正确的解释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社会主义的弊端义正词严的批评，也许有利于塑造自己的道德形象，但那真的就等同于对历史负责、对国家与人民负责 吗？看看匈牙利，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人更需要的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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